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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罕见一幕:文革中因看到一份文件爆出“国骂”

作者:福州市名人视觉形象设计职业培训学校 来源:www.mrssjy.com 发布时间:2018-04-24 17:45:33
周恩来罕见一幕:文革中因看到一份文件爆出“国骂” 核心提示:几份材料翻完,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,劲儿很大,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,接着,把文件“啪”地朝侧右后方摔去,我听到一句:“妈的,怎么不是极左,就是极左嘛!”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 《百年潮》2014年7期 封面图 本文摘自:《百年潮》2014年7期,作者:纪东,原题为:《周总理的一次“国骂”》 文革”开始,周总理就对林彪、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、极左情绪、极左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。九届二中全会后,特别是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总理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,对极左思潮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批判,并且结合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,尽可能地纠正“文革”造成的错误。批判极左的行动,开始时毛主席是同意的。因为林彪事件的爆发,毕竟让他有所警醒。但随着批判极左的深入,势必要否定“文革”的理论和实践,这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允许的。江青一伙对批判极左思潮更是极力反对。因为林、江本来就是一丘之貉,只是各自目的不同而已。这些靠“文革”发家的野心家,对总理早就怀恨在心,不断寻找机会向总理发难。特别是1973年8月,党的十大召开后,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,张春桥当上政治局常委,江青、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,江青一伙的势力得到加强,开始结成“四人帮”宗派集团,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疯狂反扑。 正当这个时候,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王若水于1972年12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,表示“很同意”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,认为批极左不仅符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,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;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、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。王若水写这封信是勇敢正义之举,但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毛主席认为:王若水那封信不对,林彪路线的实质是“‘极右’。修正主义,分裂,阴谋诡计,叛党叛国。”“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”。这使一直坚持抵制、批判极左的周总理纠正“文革”错误的努力出现了转折和反弹。在这之后的日子里,大张旗鼓地批判极左思潮是不可能的了。周总理只好把批极左贯彻在实际工作中,并把声音放低。 从此开始,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了,厄运一个接一个而来,特别是1973年7月到12月,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,毛主席连续3次批评周总理。这在客观上为“四人帮”向周总理发动进攻鼓了气、壮了胆,提供了机会和条件。 我这里只讲第一次周总理挨批评时发生的一件事:1973年3月,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,同尼克松签订了《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》等文件。对此,外交部写的《新情况》第153期简报提出:这是美苏合作、欺骗世人,妄图主宰世界。周总理同意这种看法。但毛主席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,因此,他找王洪文、张春桥等人谈话,指出:“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,我常说大动荡、大分化、大改组,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、大主宰。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,不看实质。”然后,毛主席要王、张管管外交部的事,并说:“你们年纪不大,最好学点外交,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,受他们的骗,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。”“要跟线不跟人。”“将来搞修正主义,莫说我事先没讲。”又说:“结论是四句话,‘大事不讨论,小事天天送,此调不改正,势必出修正’。” 这些话,毛主席没有和总理直接谈,总理是在会议上听其他人传达的。我当时看了周总理的会议记录,头都觉得膨胀了,简直有些发蒙,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厄运等着总理。 这期间,我们很注意观察总理的心情。我没有看出总理有什么异常的反应。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,把毛主席的批评在会上做了传达,主动承担责任,并做了检讨。 回过头来,说王若水的那封信。当时总理看过信和其他有关资料,批示给政治局传阅后,就把材料和信交给了我。我把它们和毛主席批过的其他文件一起装在专门的文件夹里,放在了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。这个单人床是为总理临时休息准备的,我到西花厅时,总理已没有时间休息了,床上放满了文件。这个位置既明显又独立,不易同其他文件混杂,找起来方便。 就在毛主席批评外交部“153期《新情况》”的时候,总理让我把王若水的那封信重新拿出来,他要看。 我记得那天,革命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样片刚刚放映,中直机关组织各单位包括各领导处的工作人员观看。那天总理休息得晚,我估计他起床要到下午五点以后,我便和钱嘉东商量了一下,我先去看电影,他晚上再看。 下午,天空阴沉沉的,非常闷热,看来要下雨了。电影下午两点开始,一点半的时候,我骑车往中直俱乐部奔去。开演后,约摸过了10分钟,忽然听到广播:“总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,有车在门口等你。”真巧,电影放着,对话、音乐响着,我竟听到了广播。我马上站起来,直奔门口。出门先看到的是倾盆大雨,听到的是隆隆的雷声,接着,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吉姆车里向我招了招手。我上了车,车直奔中南海西北门而去。雨很大,视线很差,我问王炳文:“这么急,什么事啊?” 他说:“总理找你。” 车到西花厅,看到钱嘉东,我问他什么事?他说:“巧了,你刚走一会儿,总理就起床了。找你,没说什么事。” 我马上到总理办公室去。总理没问我干什么去了,直截了当地说:“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。”和平时相比,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。我也不知道总理这个时候叫我回来找这个文件是什么意思。我平静了一下心情,嘴里答应着:“好的。”便顺手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登载那封信的(《人民日报情况汇编》和有关材料拿了出来,递到总理的手里。 总理从第一页开始,一页一页翻看,翻得很快,看得也很快。几份材料翻完,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,劲儿很大,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,接着,把文件“啪”地朝侧右后方摔去,我听到一句:“妈的,怎么不是极左,就是极左嘛!”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,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,上身靠着椅背,两眼怒视着窗外。 那几份材料散落在地上,我赶紧把它们一份一份捡起来,按顺序整理好,放在总理办公桌的左边,然后,悄悄地退了出来,轻轻关上门,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总理的办公室。 看到总理如此生气,我有点不知所措,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这样发过火。可静下心来一想,我反倒有了几分高兴:总理平时忍了太多苦太多气了,这次能这样“发泄”一下,心里也觉得酣畅痛快。我总觉得总理应该这样,有什么气、什么委屈,在家里、在我们面前发出来。特别是在他已经重病在身的时候,发出来比闷在心里好。 这次,总理让我把半年前的文件找出来,肯定又是“四人帮”旧事重提,对总理批判极左怀恨在心,利用毛主席不同意外交部那期简报的观点,并让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总理进行“批评帮助”的机会,进行报复。 总理的那声“国骂”是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次。可见,他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,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,才终于这样发泄出了一点。但我感到,就在那一刹那、那一瞬间,他也仍在尽量控制着自己,仍在忍着。 总理的“忍”,不是软弱,而是他的党性修养,大局意识。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,使他不得不“忍”。是肩上的责任,使他在一般人难以忍耐的情况下,仍然咬牙忍着,不然,在那是非颠倒、黑白混淆、天下大乱的年代里,没有这个“忍”字,那个“忍辱负重”的“重”,他怎能担负得起啊! 过了一会儿,我找了个理由又走进他的办公室。老人家已经平静下来。他像往常一样,看了看我,我递上了一份要批的文件…… 说来也巧,这时正是雨过天晴:苍穹如洗,一片瓦蓝;满院葱绿,松柏盎然…… (摘自纪东:《非常岁月——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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